《聊斋志异》的构思艺术与描写艺术

　　古代短篇小说大都是讲故事的，不大讲究艺术构思。所谓构思，就是通过意象的创造和结构对作品的思想、情韵给以艺术的表现，讲求表现的简捷和新巧。短篇讲究构思艺术，在西方是十九世纪的事，出现了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和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的芥川龙之介那样一些短篇大师。
　　《聊斋志异》产生于十七世纪，却很讲究构思的艺术，讲究表现的艺术技巧。这与它用写鬼写妖的幻想形式密切相关。郭沫若给聊斋的题词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作者蒲松龄用幻想的鬼狐精魅表现现实，表现人生，讥讽贪官污吏和社会的积弊，就得讲究艺术构思。
　　《聊斋》中有篇《盗户》，篇幅很短，写清初山东南部农民起义，后来受了招安，即投降了朝廷，官府将他们编为“盗户”。由于盗户很多，县令骇怕他们。每逢盗户与良民打官司，官府就偏向盗户，以致良民也冒充盗户，甚至在大堂上不先讲谁有理，而先为盗户的真假争论不休。这是多么荒唐的现象。《聊斋》中《盗户》主要就写这种现象。没有故事，也没有具体人物。而后笔锋一转，狐狸出现了：“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炙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全篇正文一百二十八个字，两重结构，前面是现实的，后面是虚幻的。这虚幻的结构虽然只有几句话（四十字），如天外飞来，奇峰突起，把现实的荒诞一下推到泰山极顶，无以复加。这是多么简捷、精致的微型小说，放在世界小说之林，也是构思艺术的上品。

　　《聊斋》除了某些纪实小品和拟实小说，奇幻的结构花样翻新，千门万户，归纳起来只有两类。一是讽谕小说，讽谕现实的丑；二是美情小说，张大人情的美，特别的爱情的美。
　　讽谕作品的鬼狐精魅都是讽刺现实的手段，就像《盗户》中的狐妖一样。但所创造的形象却变化多端，形形色色。如《潍水狐》（卷二），一个老翁租了李家的房子，与主人交往甚密，请主人吃饭，饮食特别珍奇，李氏大惊，怀疑是什么大官。老翁告诉他自己不是官，而是狐狸，原住在陕西，预知那里将要发生大乱（康熙十三年腊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叛乱），所以搬到这里。李氏听说他是狐仙，逢人便说，大家都争先恐后来与他结交，狐翁也无不恭恭敬敬地接待大家。后来县令听说了，也要见他，他却再三推托不见。李问缘故，他说县令前生是驴，如今虽俨然是父母官，“乃饮槌亦醉者也”（唐崔令钦《教坊记》苏五奴的典故：只要给钱，甚么无耻的事都可以做）。狐翁虽属异类，也“羞与为伍”。最后，“异史氏曰”：“驴之为物庞然也”，一怒就瞪眼、尥蹶子，而给点草料就俯首贴耳，亦属“饮槌亦醉”之象。这一结构不仅讽刺了官宰的贪婪和装腔作势，而且用异类所不齿，不与为伍，大力衬托，令人看了忍不住笑。

　　蒲松龄是在短篇小说多不讲求构思的时代用其大量作品追求构思艺术的第一人，也是对短篇小说的近现代化作出重大贡献的第一人。
　　小说是用文字语言创造世界的艺术幻像。作者构思的意象世界最后都要用语言描写出来。把意象世界变成笔下世界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很强的描写能力——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基本功。
　　描写艺术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一是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把握有力的生活细节，二是艺术想象力，将生活经验幻化为种种艺术幻像，对写花妖狐魅的《聊斋》尤其是如此；三是运用语言的独创才能。蒲松龄在这三个方面都功夫很深。他不仅能用文言将各种世态写得穷形尽相，惟妙惟肖，还能用文言将各种奇幻世界展示给读者，达到雕空镂影，如临其境。这是《聊斋》取得最大成功的根本原因。